税收执法与避税之间的关系

由于第二种方法更为隐蔽，也更难被上级政府监督，因此在实际中更常被地方政府采用(CremerandGahvari，1997)。税收执法力度的下降会导致企业避税和逃税行为的增加，①由于避税被发现的概率下降，企业避税的机会成本随之下降，因此避税的收益增加，边际上会诱发更多的企业避税(Dubinetal．1990;Slemrodetal．，2001)。

早在1972年，Allingham和Sandmo就在理论上确立了税收执法与避税之间的联系，他们将Becker(1968)的犯罪经济学机制引入到避税的研究中(简称A-S模型)，认为避税和犯罪一样是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之间的权衡，避税的边际成本取决于税务征管机构对税法执行的力度。

但是税收执法与企业避税的实证研究一直没有进展，主要的障碍是无法准确度量②和识别企业面临的税收执法力度(Desaietal．，2007)。现有文献上最常见的方法是直接采用税收审计的数据，如基于美国TCMP项目(TaxComplianceMeasurementProgram)的研究，由于只能获得地区加总层面的审计数据，这种税收执法力度可能反映了本地区对法律的遵从，其外生性受到质疑(Slemrod，2007)。其次是采用实验室实验或者随机干预的田野实验的数据，例如美国田纳西州在1995年和丹麦在2007年分别都随机抽取一部分纳税人寄送审计威胁的信件，这些实验都发现税收执法力度是影响避税的重要因素(Slemrodetal．，2001;Klevenetal．，2011)，不过实验数据还只是针对个人避税，无法扩展到企业避税。

最后是采用间接的度量指标，如Desaietal．(2007)利用普京当选总统来度量俄罗斯税收执法力度的增强，国内学者则尝试采用税收努力程度、税收查补、税务局人员配备、税务稽查等指标(王剑锋，2008;曾亚敏和张俊生，2009;周黎安等，2011;吕伟和李明辉，2012)，不过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地区加总层面的，指标本身依然面临了Slemrod所指的内生性难题。

中国在2002年实施的所得税分享改革为我们提供了识别税收执法力度的契机。这次改革将企业所得税由地方税转变为中央－地方共享税，同时对征管范围实施"一刀切"的政策，规定在2002年之前成立的企业还保留在地税局管理，而所有新成立的企业必须在国税局缴纳所得税，其中，地税局由地方政府负责管理，直接受到地方税收竞争的影响，而国家税务局则由中央统一垂直管理，理论上与地方政府没有关联，两个税务机构由于不同的税收激励产生了差异化的税收执法力度。

由于国税局和地税局征管的是同一个税种，两者对企业所得税的征收力度则反映了税收执法力度的差异，与税种本身的差异无关。并且，两个机构税收执法力度的差异是由税收竞争导致的，与企业成立时间没有关联，因此也不存在内生性问题。基于2003-2007年间中国17万家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，利用断点回归设计的方法，在控制了企业规模、年龄、贷款能力、核算差异、地区财政赤字等因素之后，我们发现相对于所得税分享改革之后成立的企业，即由国税局征收所得税的企业，之前成立的企业(地税局征管所得税)的避税更加严重。

并且，我们还发现流动性越强的企业避税也更严重，不可贸易的服务业完全不受影响，而在制造业内部，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也存在差异，其中，私营企业的所得税避税最严重，而私营企业恰恰是地方政府竞争最激烈的企业类型。这些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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